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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种种“救世计划”的同时，恩格斯还就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深刻论述。他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掠夺;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国家归根到底是“总资本家”，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目标，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论述了产生城乡对立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对立的必要性和途径，强调消灭城乡对立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

　　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把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说成是一种“祸害”的谬论，指出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使人的劳动生产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消灭阶级和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创造了必要条件。他坚决反对为未来社会臆造空想方案，指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下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 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某些早已无人问津的40年代的美文学的东西之外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恰好在25年前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巴黎版。编者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及时加以反驳。

　　目前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谓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阶级住房恶劣、拥挤、有害健康。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而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今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支付给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它们所雇用的仆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在这里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走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争吵和相互欺诈中完成的。因为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完全成为卖主的生存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并不是因为工人有工人这样的特殊身份。相反，只要某种一般程度的欺骗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长此下去就一定会通过工资的相应的提高而被抵消。工人对小店主来说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持有者或债务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欺骗对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的伤害要比对富有社会阶级的伤害更厉害，但是这种欺骗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会遭受的祸害。

　　住房短缺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除，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决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除，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政权曾通过欧斯曼在巴黎利用这种趋势来大肆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但是欧斯曼的幽灵也曾漫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维也纳似乎也感到亲切如家乡。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房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可利用信贷，尽管他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这个房主本身取得这种信贷。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出现的;他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才能够拿着卖得的钱以住房用益权的买主身份出现，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

　　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在这里，不会出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资本家让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其次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可见，这里产生出一个盈余的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增加了。租赁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在承租人那里占了多少便宜，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 前生产出来的价值 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 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 人，无论资本家付给他的劳动的报酬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诈骗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于住房价值的房租时才有这种遭遇。因此，试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种关系。相反，我们要谈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各种调节一般商品买卖，特别是调节“地产”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要计算的是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价;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的供求状况。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忘记的是，房租不仅应该支付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坏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房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应当逐年分期得到偿还。第二，这里忘记的是，房租还应该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带来的价值增加额的利息，就是说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立刻解释说，这种价值的增加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按理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地产。我们现在就来详谈这一点，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用益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筑房屋的成本价格怎么可能会在50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偿还。他不从经济方面去研究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并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学领域，以求得救。他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每年获得一定款项的“永恒的权利根据”。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权利根据，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10倍于房屋成本价格的偿还;只有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权利根据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上去了。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 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教父是公元2-6世纪基督教界最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影响。教父的观点中最根本的是贬低知识和智力，颂扬无条件的信仰，敌视“异教”，即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特别是古代的唯物主义。编者注]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5页)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五年居然还有人能够用德文把这种混乱的东西发表出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这全部胡说意味着什么呢?无非表明，调节着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实际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径庭，而作者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得到纠正。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它固有的要求剥削工人的法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对我们说，这并不是他的法的观念，我们是否就前进了一步呢?

　　“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 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点，即人们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涡卷走 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们自己的家园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造成现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绝对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可以阅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节选) -下 精选好文编者注]一书中)正好对18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劳动者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必然首先对当事的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实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到“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的发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园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深切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埃及的肉锅”一词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编者注]，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 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手工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生产，却是一种极其可恶的事情，一种本来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小资产者蒲鲁东向往的世界是这样的：每个人制造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如果那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补偿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来了。 但是，这个蒲鲁东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脚步踏碎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在大工业的一切部门中消灭了单独劳动，并且在较小的和最小的部门中日益消灭着这种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终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自己的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在现代工业产品上进行这样的计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个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生产出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有可能保证获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只要这句话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纯粹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重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听到这样的要 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发生的房屋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形式得到两倍、三倍、五倍或十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某种权利根据为依据的，而这种权利根据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权利根据，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对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偿付。如果我们设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得出的结论，那么当然只要有江湖骗子的技巧就可以从口袋中现成地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在这位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就这部分资本又体现为所购买的地产这一点来说，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迫使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 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亚种资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购买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中的一种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但是，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那里的工业规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单独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这里上述设想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着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赎买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按照我们的设想，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6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1/15的所有者。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丽的4层楼上一个相似的房间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刚刚获得了所有权的1/36，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个月，承接了上昂格尔加斯街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底层房间不多不少1/180的所有权。以后又多次迁移，这是现在的工人时常遇到的情况，于是他又承接了圣加仑一处同样能说得过去的住房的7/360的所有权，另外一处在利兹的住房的23/180的所有权，以及第三处在瑟兰的住房的347/56223的所有权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让“永恒公平”有所抱怨。我们的彼得从各个住房的这全部占有份额中能够得到什么呢? 谁会给予他这些份额以恰如其分的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 住过的那许多住房的其余份额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层的大楼，比方说，有20套住房，在赎买期满和住房租赁制废除后也许要属于散居世界各处的300个部分所有者，那么这样一座大楼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他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即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编者注]，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人的每一劳动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也会对住房的每一份额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各篇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劳动交换市场[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 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图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遭到失败。编者注]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房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已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反动的基本观点之上的，这个观点认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100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个人的旧的一成不变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而这种状态无非是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抛回到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涡”真的侥幸被排除了，那么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乏味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年，从而把当代工人又变成像他们的高祖们那样眼界狭隘、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奴隶。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做分期偿付住房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让承租人偿付比房屋 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尔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套办法，不仅是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明达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军。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使之成为小地产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成分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固定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债券的办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尔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偿付的小住房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甚至反过来直接危害工人。”[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纳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糟糕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4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雇主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编者注]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经济上供求的逐渐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构建未来社会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 “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厘，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厘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

　　“资本的生产性”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说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但是他们还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结果不仅能收回他预付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说资本本身有一定的生产性。蒲鲁东照搬这一套关于资本的生产性的说法，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是多么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之中。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的生产性”，无非是说资本(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质。

　　借贷的货币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本家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节利率的经济规律同调节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毫不相干，就像同一社会形式中各种规律彼此可以毫不相干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么很明显，对于在本企业中使用大量其他资本家的预付资本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多少，利润率便提高多少。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率决不会真正把所谓“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倒是只会把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调节成另一个样子，并且不是保证工人相对于工业资本家而获得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相对于食利者而获得利益。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这些条件借以获得普遍表现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事实。从这种看不见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必然是纯粹的随心所欲的命令，随时可以用直接相反的东西来替代。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借到钱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视情况按两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钱借给那些不会去打官司的人。况且，这种剥夺资本的“生产性”的伟大计划渊源久远，它同旨在限制利率的反高利贷的法律一样古老，然而这些法律现在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遭到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据说就可以“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读者可以看到，越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越能看出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如果一纸法令真的能够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食利者阶级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资本当做贷款贷出，而他们也必定会自担风险把资本投入自己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但是变化不大。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在现今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一般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应当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在现代社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就整个平均情况来说，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不是的，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难题完全不在这里，难题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来表达)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128-160页)。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预付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而租金包含有真正的资本息金这个部分。博士就是博士。如果说反高利贷的法律在通常的资本利息方面仅仅因为有人规避就会失效，那么这个反高利贷的法律则从来没有触动房租价格的哪怕一丝一毫。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的反高利贷的法律不仅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利息，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复杂的房租。[在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上，上面两段是这样写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由下述几个部分构成：(1) 地租;(2)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筑资本的利润;(3)修缮费、维修费和保险费。资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举债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预付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博士就是博士。”在1872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举债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费用构成的那部分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的。”1887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二版时，重新校阅了这两段，并做了若干订正。本卷中这两段线年版为准的。编者注]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得不到好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不再舍点钱把这个“根本得不到好处”的房屋变卖掉，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问题”的文章，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像他论述当前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样详细，那么《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我们预先就能知道它们的内容全都是已经讲过的那一套：资本利息一旦废除，国债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场合都可以按照无情的逻辑得出惊人的结论：资本利息一旦废除，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都是些美妙的问题。信用!除了逐周借钱或向当铺借钱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工人借钱是无偿的，还是有息的，甚至是当铺的高利贷，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如果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变得便宜些，那么劳动力的价格难道不是必然会下降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如果能够随时得到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这对小资产者来说尤其是一件美事。国债!工人阶级知道，国债不是它筹借的，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筹借国债的人偿还。私人债务! 请参看信用项。税收!这对资产阶级有很大利害关系，而对无产阶级利害关系则很小。工人应交付的税金始终不断地包括进劳动力生产费用之中，因而要由资本家一并偿付。所有这里当做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则同蒲鲁东相反，认为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使命。

　　至于真正同工人有关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资本家怎样靠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诚然，他的尊长和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本没有搞清楚，就连他最后写的几篇著作实质上也并没有超出《贫困的哲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而这本书的浅薄无知，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已经作了极其中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