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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英国开展建成遗产保护与管理较早。在对象认定上体现多义性，最初是登录建筑和古迹遗址，逐渐拓展为多类型、多维度的遗产类目。在干预范围上体现多维性，最初强调对遗产本体的保护，继而重视遗产本体与历史环境的文脉联系以及遗产本体与物理环境的相互影响。在参与主体上体现包容性，从由专业人员主导保护工程，到各利益主体在修复、保护和适应性改造中扮演不同角色。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引介了英国特定时间或类型的遗产保护理念与管理模式，但对于从遗产本体保护向建成遗产保护过渡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经验涉及不多。梳理英国建成遗产多类别多层级保护、遗产与其依存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历史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协调、公众参与和多方协同之理念方法，可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统筹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提供启示。

　　英国是对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开展登记、监护、保护与适应性再利用的早期实践者。自19世纪以来，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相互影响，在建成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对象认定、干预范围和参与主体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对象认定方面，欧洲早期遗产保护对象比较局限，如成立于1837年的法国历史遗址委员会（Commission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最初认定“古代遗址、中世纪宗教建筑和宫殿建筑”。英国与之类似，在1882年和1900年的《古迹保护法》（Ancient Monuments Protection Act）、1913年《古迹修正法》（Ancient Monuments Consolidation and Amendment Act 1913）和1931年《古迹保护法》（Ancient Monuments Act 1931）中主要认定具有历史或考古价值的遗址为保护对象。随后，英国逐渐纳入具有特殊历史、建筑、传统、艺术或考古价值等“国家重要性”（national importance）的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在册古迹（scheduled monuments）、登录建筑（listed buildings）、登录公园和园林（registered parks and gardens）、登录战场遗址（registered battlefields）等子类，更开创性地提出保护区域（conservation areas）理念。英国的“遗产”体系不同于狭义的“建筑遗产”，涉及古迹遗址、文物建筑、历史村落和景观等多层级类目；亦不同于“不可移动文物”，不仅指代遗产本体，而且包括体现风貌整体性的“区域”和体现文脉延续性的“场所”。

　　在干预范围方面，欧洲各国最初关注对遗产本体的保存或修复，近来逐渐重视遗产与周边街区的文脉联系，并关注遗产与物理环境的相互作用。19世纪英国修复理论家约翰·拉斯金指出街道肌理对历史城市保护的重要性，这种观点体现在后世意大利工程师古斯塔沃·乔万诺尼对“城市遗产”（urban heritage）保护的实践中。不仅保护遗产单体，还将次要建筑在内的传统街区的尺度、格局、形态及其所营造的氛围特质都纳入区域保护的整体来进行考虑，这种理念在1961年荷兰《历史古迹法》（Monuments and Historic Buildings Act 1961）、1962年法国《马尔罗法》（French Loi Malraux）、1967年意大利《城市规划法》（Urban Planning Act）等欧洲诸国法律中均有所体现。在英国，1947年《城乡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47）要求保护区内非保护建筑的拆改建一并纳入规划申请范围；1967年《城市宜居法》（Civic Amenities Act 1967）不仅重视区域保护，还主张将保护融入规划意识，明确禁止有可能损害（保护区域）公共福祉的（非遗产建筑的拆改）行为。2017年英国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 Building Conservation）的专业指南强调从遗产保护向自然和人文环境保护转型，推动保护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此外，英国在遗产保护中重视利用跨学科背景和交叉领域技术工具，通过实验和监测等手段评估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分析建筑材料的性能退化机制等；近来，英国也重视遗产建筑在改造活化过程中的节能减排问题，并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战略。

　　在参与主体方面，随着遗产保护行为从专业人员主导的文献研究、实物调研、结构加固与修缮等技术性环节，扩展为对遗产所处环境变化的整体管理，其参与范围日益多元。保护，被视为一种“管理遗产在所处环境中的变化，以最佳方式保存其价值，为今世和后人解读和增益这些价值”的整体行为，不仅涉及专业人员，还涉及遗产所有者、使用者和其他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在保护规划、修缮改造、宣传推广等环节中，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政府、官方咨询机构、非政府基金会、民间组织和公众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使遗产保护项目成为链接各方的媒介，在持续性社会对话中激发保护意识和社会韧性。

　　英国遗产保护主要历经了古迹遗址保护、建筑遗产保护、建成遗产保护三个主要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以在册古迹和登录建筑的保护为主要目标，其认定、干预、监护和管理受到各层级法规和机构治辖，因其保护对象明确，受到了国内较多的关注，如对相关法律、政策和理念进行回顾等。相比之下，建成遗产作为一个泛化概念，强调遗产类目的广义拓展和区域文脉的整体性保护，一方面体现在对于保护区和城乡宜居等强调历史环境整体性的法律文件和技术指南中，另一方面涉及历史建筑材料与物理环境互动、人造环境对自然环境影响的更广义范畴。然而，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古城、景观、村落等具体子类，讨论较为孤立，缺乏对建成环境整体性与遗产保护系统性视角的统筹思考。本文旨在对应这一研究不足，通过梳理英国建成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补充近期的提法与做法，提炼其在遗产类目拓展、遗产单体保护与历史区域发展的统筹、遗产保护与更新的广泛参与方面的经验，为我国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协同、促进社会参与以及跨学科协作提供启示。

　　英国对于古迹遗址和建筑遗产单体的认定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逐步拓展遗产对象的范围，形成更为广义的认定体系。建成遗产不仅指代狭义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物质实体，而且包括价值理性主导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结构的见证，涵盖了街道、村落、景观、古城古镇等被人类建造遗存产生的文化所影响的区域。目前英国建成遗产体系涉及世界遗产、在册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登录公园和园林、登录战场遗址和当地登录保护建筑和场地（locally listed buildings and sites）等子类。

　　1882年，英国议会通过《古迹保护法》，将巨石阵等68处史前遗址定为“在册古迹”。这一首次提出的概念指融于自然环境中的反映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具有历史或考古意义的结构”。法案明确规定对在册古迹的损害属于违法行为，会被罚款或拘留，这不仅遏制了肆意挖掘和破坏古迹的行为，也引导民众培养遗产保护意识。在册古迹最初限于没有或不再具使用功能的人工构筑物遗迹（如德文郡曾为铁器时代堡垒的克兰莫尔城堡[Cranmore Castle]），随后逐渐扩大适用范围（表1）。至20世纪下半叶，除了史前巨石和坟墓，还收录了中世纪城堡和修道院，甚至纳入了一些建于工业革命时期但业已废弃的煤矿厂等，但使用中的住宅和礼拜场所等被排除在外。

　　在保护要求上，从对损坏者追责的被动式保护，逐渐转为以政府和专业机构的监护和保护令（preservation order）等主导的主动式保护。尽管一些古迹仍属私产，但任何施工均需事先取得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的“在册古迹许可”（scheduled monument consent）以及地方政府的规划许可，在专业机构指导下进行，否则属刑事犯罪。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苏格兰历史环境局（Historic Environment Scotland）、威尔士历史环境局（Cadw）等专业咨询机构定期向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提交在册古迹名单，提供保护建议，下达项目拨款；而绝大多数考古和保护工作由地方规划部门具体执行。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等机构还会定期发布《濒危遗产名录》（Heritage at Risk Register）以追踪古迹保存现状。

　　早期保护范围划定较为宽泛，主要基于建成年代：1700年以前建成的直接列入，建成于1800—1945年的需经甄选，而建造历史小于30年的通常不予考虑。1990年《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要求具有“特殊的建筑价值或历史意义”的历史建筑方可入选。2011年，英国遗产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细化了认定原则，注重如建筑在设计、装饰和工艺方面的价值，展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或军事的历史意义，与重要人物和事件相关，历史建筑群或城乡景观的群体价值，等等，并规定建成时间大于10年但小于30年的重要且面临威胁的建筑也可破例被纳入保护范围。

　　登录建筑名录由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在取得咨询机构的专业意见后编制，作为规划部门的工作依据。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等机构定期发布《濒危遗产名录》，进行风险地图管理。现行《登录建筑选取标准》（Principles of Selection for Listing Buildings）颁布于2010年，修订于2018年，将登录建筑划定为三级：威斯敏斯特宫等具有“特殊价值的”Ⅰ级建筑物、斯坦福桥铁路高架桥等“尤为重要的”Ⅱ*级建筑物和布尔战争纪念馆等具有“特别价值”的Ⅱ级建筑物。其中，Ⅰ级和Ⅱ*级建筑主要由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等机构统一管理，原则上不得加改建；Ⅱ类建筑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保护，可进行一定程度改造。一切修缮均须获得许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任何构件拆除均需告知国家宜居协会（Amenity Society），否则将面临可达半年的监禁或无上限罚款；登录建筑的业主不进行维修维护属刑事犯罪；改建、维修或维护等工程均需参照使用指定材料和技术。

　　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战后英国的建成遗产保护对象不再局限于孤立的建筑体和遗产点，而是更加重视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和整体环境的协调性（表3）。1967年《城市宜居法》提出“保护区”概念，要求规划部门划定具有特别建筑艺术或历史价值的保护区，将特色风貌和外立面保护与改善纳入规划决策，不得随意拆除既有建筑，甚至要求保护构成现存环境的树木。该法案修订于1972年和1974年，进一步限制了保护区内的工程项目。其中1974年《城乡宜居法》规定，保护区内建筑的完全或部分拆除均需取得规划许可。

　　197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将历史环境保护、文物发掘阐释、国土空间规划等议题统筹纳入保护区发展战略。1979年《古迹和考古区法》确定了坎特伯雷（Canterbury）、切斯特（Chester）、埃克塞特（Exeter）、赫利福特（Hereford）和约克（York）等区域性整体保护的国家级考古区。区内未登记建筑物的拆除需要另行获取“保护区许可”。该规定于2013年失效，但实施工程仍需遵循1974年《城乡宜居法》规划许可的要求。保护区更多的是尺度较小的历史街区。目前仅英格兰的保护区数量已经过万。为避免均质泛化，2011年和2019年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制定《保护区指定、评估和管理》，2012年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制定《国家规划政策框架》，要求规划部门审慎评估，确保保护区具有特殊价值，并坚持历史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遗产保护管理公共责任的法律要求，从无到有，日趋完善。尽管英国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被视为先行者，但在19世纪欧洲各国纷纷推动相关立法的过程中，其行动却显得相对滞后。早期法律大多只笼统要求保护，规定破坏属违法，直到1900年《古迹保护法》和1913年《古迹综合修正法》才明确政府的监护和保护令的权责，但仅限于在册古迹。20世纪初以来，受《雅典》和城市规划思潮的影响，保护、规划与发展开始被通盘考虑，政府拥有对历史建筑和保护区域更大的管辖权。1932年《城乡规划法》提出“区域发展与规划”概念，并将发布保护令的权限下放至地方政府。1944年和1947年《城乡规划法》确立登录建筑制度，要求中央政府的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负责编制保护名录，而将保护和管理的具体工作交由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和各地政府组织。

　　1983年依据《国家遗产法》（National Heritage Act）创立的英国历史建筑与古迹遗址委员会（但在公众和官方文件中也广泛使用English Heritage 作为通用名）是最重要的官方咨询机构。该机构于2015年正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负责遗产保护、维护和经营的英国遗产委员会，另一部分是主导遗产收录、保护规划和财务运作的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除了政策性文件，两家机构也面向从业人员和古迹遗址的业主，出版了许多操作性指南，如英国遗产委员会2014年出版的《建筑保护实务》（Practical Heritage Conservation）系统性整理了建筑与依存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同建材性能分析以及评估、修复和改造的经验，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发布的《登录建筑业主指南》（A Guide for Owners of Listed Buildings）总结了既有的建筑室内潮湿和节能的理论与实践。官方咨询机构也向公众开放了大量数据库和技术文件。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继承了1908年成立的皇家历史遗迹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England）的研究档案，同时负责管理国家古迹记录档案（National Monuments Records）和汇编各地历史环境记录（Historic Environment Records）等。建成遗产被视为社会公共财富，对其进行保护与宣传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和类似机构的网站上，公众可以便捷地查询遗产的详细图文档案。

　　成立于1895年的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属于英国非政府机构管理的基金会之一，是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遗产保护的慈善机构和会员组织。该组织拥有近25万h㎡的土地，是作为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其物业包括历史建筑、城堡、考古和工业古迹、花园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在内的500多项遗产点，年收入主要来自会员会费、捐赠、景区商业服务收益以及投资。该机构拥有537万名会员、5万名志愿者和1万名员工。成立于1994年的国家遗产福利基金会（National Lottery Heritage Fund）是目前英国遗产保护事业最大资助者，负责分配国家福利彩票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建筑和古迹保护、社区和文化遗产复兴、恢复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收藏等各种项目（现已支持超过4.9万个项目）。

　　民间团体尤其是规划行业协会并不总是给出“保护现状”的意见，而是主张推行具有弹性的实践对策。例如：城市规划和更新行业协会（Urban Task Force）视历史建筑保护为未来发展的潜在限制，公民信托基金（Civic Trust）则呼吁采用创意方式来再利用和改造建筑遗产。这些观点也影响了政府决策和咨询机构的意见，即主张发起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讨论，使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实现保存历史见证，满足当下功用，并保留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3）有法律保障的专业权威的体制机制是实现有序保护工作的前提。尽管许多遗产目前仍属私产，但对于遗产公共属性的法律定位及相应的奖惩措施确保了保护和管理的规范性。除了上文所述的正式法律文件外，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局等机构还发布了众多专业指导意见，为从业人员和遗产的业主提供强制性或推荐性的技术指南。上述机构具有一定官方背景，在遗产认定和工程监管方面有一定话语权；同时并非完全以盈利为导向，保持独立性和活跃度，通过组织各类社会活动，充当官方与民间的纽带。

　　然而，由于英国存在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四个构成主体，在法律制定和政策执行上存在交叠冲突的现象。例如：1998年《历史建筑保护原则指南》（Guide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中明确要求各地针对历史建筑保护采取统一标准。欧洲标准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于2004年开始制定统一适用的文化遗产保护标准，英国标准保护技术委员会（British Standard Technical Committee）也参与其中，但因涉及领域内容繁杂，成效有限。尽管2007年《21世纪遗产保护白皮书》（Heritage Protec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White Paper）被英格兰和威尔士批准，致力于构建协同的保护和管理制度，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仍沿用各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