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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也要问来路，我们且先看看他的自述：“生于精神饥饿年代，慢慢学会了一套抗拒饥饿的手艺：力拜道上高人，埋名自我创造，心虚偷盗名著。终于跻身于华人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作为七七级生走进大学校门，以笔名搅和学运和文学界，以学者、记者身份参与八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农村发展变革，并牵头创办农民大学、扶贫基金会、中青年研究会以及若干乡镇企业公司，匿名发表过若干流行小说与专著，并以企业家名头混迹江湖。四十岁以后突然顿悟大变局中迷失人性和虚耗生命，转身退出与人奋斗之功利的日子，过上得过且过的花心小老头似的退休生活。”

　　在种种机巧幽默的小故事之后，作者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文人贵族的基本精神形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痛苦隐忧的根源，探寻了中国传统文人为何没有催生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哲学思想和现代科技的根源。莫斯大胆指出：“中国文人的社会和自身含金量全部在于皇权”，“诉诸皇权是私人表达，诉诸百姓是公众表达，它既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形成社会灾难”。这无疑是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反思。文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文人中的贵族和贵族中的文人也好，其族类的本质是有独立精神，无论出世还是入世都有担当和人文关怀。